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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聚落與空間

社群聚落與空間

根據《噶瑪蘭廳志》記載昔年的自然形勢是「烏石港至蘇澳山下,緜亙不及百里,然一望平疇,溪港分注,實天生沃壤也。其始番居不知開闢,雜處深林水窟之中,捕魚打獵而已。」如竹的蘆葦連緜叢生,鮮明印證噶瑪蘭昔日水澤豐沛的自然原貌,除了可供隱蔽藏身之外,還是噶瑪蘭族最重要的祭儀植物。清朝嘉慶元年(1795年)漢人大舉入墾蘭地以前,噶瑪蘭人濱水而居,過著「曠野荒埔,與世無通」的初民社會生活。宜蘭冬山河舊稱加禮宛港,蘭陽平原溪南的噶瑪蘭人聚落,大多分佈在冬山河流域,是噶瑪蘭人的生命之泉。宜蘭城北邊四公里處的辛仔罕社(Sinahan),這平埔番社位於宜蘭河北岸,番社四周種竹,為成一個外城廓。以及宜蘭城南方四公里處的擺里社,這個平埔番社建於稻田間,周圍被竹叢環抱(周家安,1993)

位於花蓮縣豐濱鄉的新社部落是噶瑪蘭族人的聚落之一

位於花蓮縣豐濱鄉的新社部落是噶瑪蘭族人的聚落之一

19世紀的蘭陽平原,呈現了多族群共存的型態。噶瑪蘭族人於蘭陽平原一帶生活,泰雅族人活動範圍是在週遭的山區,但因閩、粵、彰漢人及西部平埔族集體式移居的入墾而有了改變。1796年(清朝嘉慶元年)起,漢人開始入駐噶瑪蘭人與泰雅族之間的緩衝地帶,並將隘線逐漸的推向山地。西元1805年至1811年(清朝嘉慶9年至15年間),以潘賢文為首的西部平埔族進入拓墾之時,曾為漢人帶來威脅,後來因漢人襲奪土地,且無法受土地政策保護而逐漸轉為弱勢,到清同治、光緒年間,他們廢棄原本居地,向漢人借貸資金,與噶瑪蘭族人共墾三星地區。而原本擁有廣大土地的原居住者噶瑪蘭人,在多數漢人先民的強佔或騙取土地後,逐漸難以維生,部分族人遷往花東地區,餘存的噶瑪蘭人隱入漢族,或退避至偏僻之地,漢人終究成為宜蘭平原上的強勢族群(楊南郡,1993)

1650年(清朝永曆10年)時,噶瑪蘭族人口最多的奇蘭武蘭社人口有840人,其餘各社大致皆在100至200人之間,也有有一社人口僅50人。馬偕云:「噶瑪蘭族人有遷村的習慣,如是開闢了廣大的區域,數日之內及建立了房屋,先在地上插上幾根木拴,上面蓋屋頂,側面用蘆葦加以封閉,並塗上泥土,再用劈開的竹料在旁邊做一個門,並留一個小洞以代窗子,於是全家即搬入居住。」似乎就是噶瑪蘭開闢新耕地後,遷村另建家屋的情形。以下就流流社1941年以前的聚落環境為例說明其聚落變遷過程(吳奐儀,1994):

噶瑪蘭族家屋

噶瑪蘭族家屋

圖片來源: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提供拍攝
位於新社的仿噶瑪蘭建築

位於新社的仿噶瑪蘭建築

圖片來源: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提供拍攝

聚落外貌與界定

清政府曾經明令:『在漢人與熟番部落之境界,大社周圍加留餘埔二里,小社周圍加留餘埔一里,獎勵親自開墾,其周圍值以水柳,不使漢人於其內有瞨耕權』《宜蘭縣志卷二,人民志第二篇,山地篇第二節》。表面清政府是以對噶瑪蘭族人(及平埔族人)採保護政策,實際是在種植水柳後,可能更突顯聚落的存在性,無形中也挑起漢番之間的衝突。

早期噶瑪蘭族人(及平埔族人)並無時令的概念,而是以植物生長的交替來改變耕種內容,譬如水柳為冬落葉春季萌芽的植物,多植於河岸,其意義為水柳可以反應季節的更替。另外,噶瑪蘭族人(及平埔族人)也多在聚落邊種植刺竹,竹枝雜亂且長,除反應季節外,主要是防範泰雅族人、盜賊、野獸侵襲的圍籬以及減低風害。其在防禦功能上另有分期,早期噶瑪蘭人種植刺竹林是為了防禦泰雅族人,中期則是噶瑪蘭人與漢人互相鬥爭的防禦屏圍,後期則成為噶瑪蘭族人防範海族、盜匪的侵擾所需。後來,直到日治時期則以「衛生」為由,以消除瘧蚊則開始剷除擁擠的刺竹林,對於噶瑪蘭族的部落風貌有顯著的大改變。一直到戰後(國民政府光復臺灣),開始有新的建材引進,使得刺竹因佔地廣大且不符經濟效益而遭淘汰漸不復見,現今多剩長枝竹。

生活型態

噶瑪蘭族天生喜水、喜濱水而居,聚落型態是以採取近河的小型集村為主,以流流社來看是符合近水的小型集村的聚落型態,且因地勢較此一地區的其它地勢高土質也異於它處是為沙地。若就漢人與噶瑪蘭族人(及平埔族人)生活空間界定而言,除植栽文化、地勢、土質外,尚可以依漢人廟宇的環繞範圍來界定。

1895年以前即有一村廟(新店村)在聚落外設立,早期供奉對象不詳其可能是由移民帶來的,進一步可證明漢人勢力範圍存在的象徵,日治時期改供奉國姓爺的永興宮,所設立的界旗位在聚落出口附近,由此可知漢人與噶瑪蘭族人(及平埔族人)之間區域關係的界定,同時也更突顯流流社聚落的存在與位置。不論是以植栽或是地域界定出聚落的存在,明顯透露著如此刻意突顯、孤立噶瑪蘭族人(及平埔族人)聚落的同時,清政府卻在1875年將噶瑪蘭族人(及平埔族人)聚落並置在一般行政之下施與漢人同一政治其可能是為了更有效掌握聚落動態以及不滅的聚落象徵符號。

特殊地景

早期流流社東方外圍是一鹿場,日治時期因鹿群大量遞減而結束,取而代之的是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耕型態。男獵女耕的生活型態,聚落的位置形成二種生計型態其一是利用漁獵,其二是依據聚落內植物生態的更替而種植不同的作物,比如當雀榕發新芽時正值農曆正月,也是種植小米的時間,如此一來在四季輪迴的過程中也形成地景的改變。此外,特殊的大葉山欖更形成噶瑪蘭族人(及平埔族人)聚落的特殊地景是因它的歷史性及稀有性。

信仰中心

信仰中心的存在也是聚落重心之一,早期聚落信仰中心多半是人與祖靈的關係,且多發生在院埕或相當於正方的空間之中,當1890年馬偕牧師來此之後情況大為改變是在宗教的移轉,而宗教中心則是在某居民捐出的住屋中設立教堂,而由林金發先生處得知約在1920年左右教堂即倒塌,居民自此以後便轉移至利澤簡的教堂。當時社會中教會扮演最大的功能除教化居民外,在殖民時期也負起與政府交涉的責任,其實教會對聚落形貌的影響是深入多方面的。

執政者對於聚落的影響

日本殖民時期,執政者以『衛生』之名除掉聚落界定籓籬外,也規定土地的使用規則,禁止噶瑪蘭人原始喪葬方式。原噶瑪蘭人雙木搭架吊於樹下任其潰爛,稱其樹為馬鄰樹(馬鄰竹),族人在行徑時多避之,後來改成土葬的方式。

本主題引用及參考資料

  • 點閱: 7752
  • 資料更新: 2009/11/19 11:55
  • 資料檢視: 2009/11/19 11:55

  • 資料維護: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